|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会见传媒谈话全文（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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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今日（三月十三日）下午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介绍《二零一七年行政长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会產生办法諮询文件》，以下为他会后与传媒见面时的谈话全文： 记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没有回答记者关於是次总理（工作）报告中没有该八个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亦没有回答有关普选的问题，会否令人觉得落实普选是不乐观呢？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我相信总理有没有另外提及该八个字，在前几天我已就这个问题详细回覆。正如我在上星期所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基本法》中已经有规定。《基本法》亦是全国性的法律，亦是规范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省市，当然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区。我相信在总理（工作）报告中，不论有或没有提出，也不影响《基本法》在这方面的基本政策方针的落实。 总理对普选的问题，相信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立场是一致的。以往，在香港的政改问题上，主要都是由另一些国家领导人比较多发言，在过去两次的政改都是这样，总理通常都是比较关注香港的经济、金融方面的事情。以往行政长官到北京述职，也是循着刚才这个小小分工的情况作出。但我相信总理在普选问题上的立场，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立场是一致的。 记者：有几位（立法会）议员和刘慧卿都说明不会去四月的上海访问团，现在这么快便说不去，政府怎样看？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由现在到四月十二日刚好大约一个月左右，希望他们能够慢慢再考虑是否与整个立法会其他议员朋友到上海访问。这次上海的访问是行政长官在一个多星期前，在北京时候，与国家领导人－－特別是张德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正式提出。原因有两个，第一，希望藉着这次上海的访问，能够对国家其中一个发展得比较快的城市——上海市，有比较多的了解。事实上，在立法会中，对上海近日所提出的自贸区都有很多的提问和兴趣。所以我相信全体立法会议员到上海，这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去看这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如何与香港进一步发展合作关係，上海自贸区对香港的影响是怎样等。如果可以亲自去听上海市政府的介绍和实地考察，我相信是有帮助。 第二方面，亦可藉着这次访问，我们都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时间和时段，以座谈会的形式或怎样也好，可以让在中央负责政改的港澳事务系统和《基本法》系统，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方面的高层官员，可以与立法会所有议员、不分党派，有一个直接、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我相信对我们进一步凝聚共识、落实普选是很重要的。我亦在过往这一年多，透过很多场合与不同党派接触，特別是民主派的朋友，私底下都跟我表达，希望有机会能够直接与中央的官员表达他们政党和他们政党所代表的市民对普选的看法，包括他们现在所提的一些具体意见，未必与其他党派一样，亦未必与他们心中觉得中央的立场是一致的，但亦更加需要把握机会，有机会直接与中央的官员反映部分市民的期望，我相信这也是他们（立法会议员）的职责。所以从这角度来看，我希望他们能够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改变主意而成行。当然我留意到很多民主派的议员还未决定，希望如果工作和行程许可的话，也尽量参加。 记者：刚才在会上说只有三个人代表政府的立场…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四个。 记者：除了行政长官外，还有三个人。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专责小组那三个。 记者：是，专责小组，但罗范椒芬说提委会要为中央把关，防止（与）中央对抗的人「入闸」，你们其实內部沟通是否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呢？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因为刚才有议员问我，究竟哪个政府官员或行（政）会议（成）员等，对普选行政长官这方面的看法是能够代表特区政府的立场呢？我就很清晰告诉大家，除了行政长官外，就是专责小组三位负责官员，以及获我们授权的其他同事，譬如我的副局长或有时和我「行孖咇」出席一些选举行政长官座谈会场合的官员朋友。我相信大家可以当其他意见都是一些个人意见来解读，未必一定代表特区政府的立场，这一点要很清楚。因为我不想很多时，为一些不是特区政府负责这一方面工作的同事或朋友去解释为何他会这样说。否则我每日都需要回答很多其他人所发表的意见，这点是我想重申的。 罗太所提到所谓「把关」的问题，我会全面些看。做行政长官必须要向中央和向特区负责，所以若一个很清楚对抗中央的人士做了行政长官的话，其实是对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没有一个好处。所以在提名阶段、在普选的阶段和在任命阶段，每一个阶段也好，我相信这三个的权力机关，即拥有提名权、拥有选举权和拥有任命权这三个权力机关，包括五百多万的选民，都需要对这个问题作出他们客观的验证和主观的判断，能够选出一个可以为我们国家、为特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的人士出任行政长官，这才是我们香港的福气。 记者：那你是否预设了泛民一定会对抗中央？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不是的。其实我认识很多泛民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將泛民这个你说是標籤或形容词也好扩阔多一些，不要限制在某一班人。其实香港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和我一起大学毕业的朋友，大家都是追求一个民主的理想。所以在这方面，我相信如果说民主派的朋友，香港是有好几百万的，因此无论將来谁做行政长官也好，他也需要受到《基本法》的规范，他所做的工作都是要执行《基本法》，都是要为市民服务。所以从这个出发点，我会觉得这个圈子其实是很阔的，这个光谱也是很阔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这么早便下一个標籤，那一个可以，那一个不可以。正如我刚才所说，在提名阶段，尤其是在五百万选民的投票阶段，以至中央任命时，他们也会作自己的判断，哪一个候选人是最適合做行政长官这个（岗）位。 记者：中央是否预设了一定要取得过半数的提名才可以「入闸」？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否已是一个很大程度的筛选？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中央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官员从来没有就你刚才所说的谈论过。我留意到有提议你刚才所说的是否要过一半人选等等，是很多不同的人士所提出来的建议方案。如果他们（把意见）写给我们，那当然会是我们的諮询报告要反映的意见，同时其实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意见，所以不一定是这方面的意见或是甚么的。每一个意见其实都需要解说其理据所在，法律上为何可行﹖政治上为何可以凝聚共识？实际上为何可以操作得到？这些也要解说。所以你刚才所说的，我会將其看成为现阶段不同人所提出的其中一个建议而已。 记者：你刚才在会上说，香港的政党发展未成熟，意思是否已是否定「政党提名」的方案？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不是，而是要实行政党政治是需要很多配套设施，包括是需要有一个健全的政党法，这方面我数个月前已经与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表达了，我可以做一个研究，然后与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就香港是否需要设立一个政党法作出討论。现在我们內部正在做这项工作，当我们做到了一个初步的，特別是对外国其他有政党法的地方，他们通常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做好这份文件后，便会提交予政制事务委员会去討论。所以刚才我所提的，便是政党政治要实行一定要有些配套。另外，我举一个例子，在目前《基本法》之下，立法会议员是不可以做官员的。在某一些政党政治的国家，其实议会和行政机关是有时重叠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再看清楚香港的实际情况是如何。我刚才只不过是说，如果只简单说「政党提名」这四个字，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哪一班是称为「政党」呢？这便会遇到一个定义的问题、一个法律地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先解决这些配套措施问题。 记者：局长，你觉得能否赶得及在二○一七年前完成你刚才所说的政党法工作？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在大约十年前，在立法会內也曾经谈过一、两次政党法的问题，当时在立法会內其实有很多政党，左中右都反对的。我看回记录，当时立法会很多的政党都认为，若要（订）立政党法通常都是一个规范性的，而非一个赋权式的政党法，外国也是规范性的多。在当年而言，香港的政党发展未见健全、未见成熟时，是否適宜订立呢？所以当年的特区政府决定暂时搁置。直至大概半年前，在立法会內有政党的议员提出希望特区政府可以研究，我也觉得可以再重新看看这件事，所以我们正在做內部研究。 记者：罗范椒芬和邵善波都有政府公职在身，为甚么你会觉得他们是从个人身分发表言论，而不代表特区政府的意见呢？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因为政改是一样很敏感的事情，如果要问特区政府的立场，我希望大家问我，或者刚才我所讲其他的三位，两位司长和行政长官。但是其他行（政）会（议）成员或者官员朋友，当然是可以发表意见，不过他们要很清楚说明，他们所发表的是代表他们自己的个人意见，並不代表特区政府的意见，这个是很重要的。特別我留意到，譬如首席顾问，他对普选的立场其实与政府的立场是不一致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希望大家清楚知道特区政府负责政改，包括行政长官、两位司长和我，对二○一七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我们是持非常积极和正面的態度，认为这个是对我们长远管治有好处的一件事。所以，这是特区政府的立场，希望大家清楚。 记者：局长，可否弄清楚，因为邵善波都是中央政策组的首席顾问，如果你的意思是他所说的都是个人意见，那么是否一个政府內有两个说法？其次就是你觉得中央在政改前邀请全体议员上去（上海）是甚么举动？以及与以往比较，以往是行政长官带队的，今次变为立法会主席领队，是否因为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的关係不好？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我刚才很清楚说，如果你问特区政府的立场，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几位官员。其他的包括首席顾问，他是代表他个人的立场。我理解到行政长官办公室也有与首席顾问表达过，我们作为官员都需要明白政府的立场只得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是甚么？ 记者：第二个问题是中央在这个时候安排全体立法会…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正如我刚才所说，其实，现时我们是政改的諮询，同时要在社会上凝聚共识。除了要实地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和上海的发展外，这个访问我相信有另一个正面的效果，就是可以让立法会不同党派的议员朋友可以直接面对面，向中央高层官员表达对政改的意见。特別是我知道有一些民主派的议员朋友很希望能够有机会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所接触的市民的一些忧虑，对政改的一些看法，一些很强烈的看法也说不定。若难得有一个面对面的机会时，我希望他们可以把握，对这件事我会这样看。你第三个问题是？ 记者：为甚么不是行政长官带队呢？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这方面，我找过（记录），以往有时是行政长官领队的，譬如二○○五年去广东那一次是行政长官领队的；上次去上海世博好像是曾（鈺成）主席带领的；四川那一次好像都是当时的立法会主席带领，所以两样都有的。今次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是行政长官在北京时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出，亦得到中央同意去安排这件事。由立法会主席带队，我自己觉得亦是很適当和適合的安排，正如曾主席自己都呼吁希望全体议员都可以一起成行。 记者：这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关係不好有没有关係？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其实是不会的。我相信是行政长官去爭取到，然后由立法会主席带队，我相信这个安排相当好。 记者：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邵善波或是罗范椒芬说这些话，你会否觉得他们是为中央「放风」，还是以个人的立场去讲？第二个就是你说到上海的行程可能会谈到政改问题，你会否出席？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中央无需靠別人「放风」的。中央想讲甚么会直接告诉大家，他亦表达得很清楚，特別是在两会期间，委员长、政协主席、李飞主任等，他们都有提到。我自己会出席，主要我会陪同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在上海会参与的活动我都会陪同行政长官一起出席。 记者：立法会今次去上海，你会否一起去？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就是今次立法会四月十二、十三日这一次，据我理解，行政长官应该在博鰲完毕后，就会直接去上海；我自己会在香港去上海再会合行政长官，然后我想行政长官会参与部分立法会议员在上海的行程，行政长官会参与的活动我都会参与。 记者：在上海倾谈政改，有些甚么层级的中央官员会可能考虑能安排一起去倾谈呢？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现时还在安排当中，我自己估计都会是负责港澳事务的系统，以及负责《基本法》系统，特別是人大方面的高层官员应该都有机会出席。特別是今次这么难得，若可以有大部分立法会议员可以去到上海，有这么难得的机会，作为特区政府，我们也希望中央官员能够不介意亲自去到上海与他们有面对面接触的机会。 记者：你会否说服一些表明不会去上海的议员前往呢？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其实我的副局长昨晚都有找过部分民主派议员，希望他们尽量珍惜这个机会一起前往。其实，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成行，无论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我也可以继续与他们倾谈一下，我觉得都相当好。 记者：这么即是在上海的中央官员会否有可能包括张德江委员长和李飞主任？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刚才我所说的，最主要是负责港澳事务和负责《基本法》的，特別是政改方面这两个系统的高层官员。具体方面，我们仍然在与中央沟通，另外，我们也希望透过立法会主席吸纳到立法会议员，希望如何好好地运用那两天，还会否有一些其他活动或者会见等，我们都想一併吸纳他们的意见来作一个具体的安排。因为还有几个星期，我们有一些具体的，会向大家再作交代。多谢各位。 （请同时参阅谈话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日（星期四）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向九龙城区议会简介諮询文件（一）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后排右二）今日（三月十三日）下午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向议员简介《二零一七年行政长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会產生办法諮询文件》和聆听他们的意见。
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局长向九龙城区议会简介諮询文件（二） 谭志源在会议上发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