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事務局局長新界扶輪社晚宴的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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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於六月九日晚上出席新界扶輪社晚宴的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
Ａｎｄｒｅｗ、Ｈａｙｗｏｏｄ、各位社長、Ｆｒａｎｃｉｓ：
首先多謝大家在一個如此盛大的聚會，邀請我來向大家談一談。
我在政制事務局的職責有好幾方面，大家比較多點聽到和接觸到的，是我們處理選舉的事宜，○七/○八年會有什麼選舉制度？現正選新的特首等問題。但今晚我選擇與大家談談的是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所接觸到的新機遇，以及對處理台灣問題的啟示。因為政制方面大家已經聽了很多，尤其是早約三個星期前，Ｈａｙｗｏｏｄ才邀請我到新界總商會，向新界的朋友談過，而在座也有部分朋友在早幾個星期前聽我講過這番說話，所以，我選擇向大家講講另外一個訊息。
我看到在座各位在各行各業，過去七、八年為香港做了很多事。香港經過了經濟低迷的日子，你們緊守崗位，為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專業，很努力鬥，將香港帶出了谷底。所以，我希望與大家講這個訊息，能有一些共鳴，但是我只從政策及政府層面去講，因為我不懂做生意，只有你們才懂。
我處理香港過渡的問題，已經是十多二十年的事。從一九八四年香港前途的問題，經過中英談判，訂下聯合聲明開始，當年我在英國倫敦的辦事處，已經處理這套問題，向英國國會議員介紹香港回歸，將會有一套什麼的安排。我們很努力由八四至九七年間，安排好香港的順利過渡，也安排好香港所有的制度予以保留，維持香港的生活方式及香港的原有制度不變。
在八四至九七年間，以至九七年香港回歸後，我經常需要須與外國人，尤其是從外國來的政要、使節和新聞界朋友們辯論，為何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是行得通的。外國的朋友經常問：「有沒有足夠的民主政制？」「香港的自由是否受到保障？」這些都是沒有基礎的擔憂。我間中聽到他們說香港可能成為 "ｊｕｓ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不外乎是另一個中國城市」)，即失去香港的獨特地位，我心裏會很不服氣，因為他們這種論調已經講了超過二十年自從戴卓爾夫人一九八二年到人民大會堂，他們這類「狼來了」的說法，呼喊了二十三年。都不實現。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是行得通的，因為我們有《基本法》維繫我們的制度，有各行各業的人士如你們一樣，為香港而努力、爭取了新的發展空間。
踏入正題，為何香港回歸後有新的發展空間？在九七年從外國來香港成立地區總部及地區辦事處的公司，大約有二千五百間，至二○○四年有三千六百間，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這些公司是以真金白銀來香港做生意的，如果香港只是「不外乎是另一個中國城市」，如果香港的法治沒有足夠的保障，如果香港做生意和投資環境退步了，他們也不會再來，你們外國的朋友也不會不斷在香港有新的投資。
我們看看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自回歸後是不斷增長的。一九九八至二○○四年，我們與內地的雙邊貿易，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九點六。回歸後雖然有亞洲金融風暴，但依然有這樣的成績，其實已很不錯。
大家從其他跡象和情況也可以清楚看見。約兩年前香港樓市開始復蘇。有很多朋友對我說，山頂的樓宇，許多是在內地開工廠，賺了豐厚利潤的朋友買的，縱使今天豪宅樓價有較大的升幅，他們依然有能力購買。這說明一個道理，香港回歸後，不僅香港內部不同範疇的政策和制度得以維繫，而港人在內地，有更廣闊的空間去發展。這個廣闊的空間令香港渡過亞洲金融風暴，經濟從谷底攀升。香港回歸不僅是中央恢復行使主權，不僅是落實了《基本法》，而你們商界、專業界，我們政府，與內地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
回歸前，政府內部有一種思維，就是要牢牢守住「一國兩制」，要做到「潑水不入」。從某一個角度來看，在回歸前為落實《基本法》做準備，為維繫制度設立防火牆，在某程度上是可以的。但九七後，由於憲制上我們已經回歸，亦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整體而言，香港必須與內地越來越融合才行。
所以，過去七年多，我們在政府不同政策局和個別部門工作的，也有很多思維上新的突破及調節。九七年前，深圳河以北的規劃，我們不太關心；九七年後，我們做了幾年的粵港合作工作，已由一般的理念達至落實，在羅湖、落馬州、皇崗這些口岸，如何搭橋、建鐵路，大家相互之間的配合及合作，是非常着實的。也因為我們過去做了幾年的準備工夫，自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和朱鎔基總理，及現在新一代的領導人談香港與內地要有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ＣＥＰＡ"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一經簽訂後，香港的氣氛便已完全不同。
我們與內地可以達成自由貿易的安排，其實也是拜「一國兩制」所賜。因為香港可以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及安排下，繼續保留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身份。自國家進入世貿後，我們雙方可利用世貿成員的身份，簽訂這些自由貿易的協議。憑着這些協議，不單祇香港產品可以免關稅入內地，香港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也可與內地對口的專業人士合夥，設立公司。
雖然這些自由貿易安排，要假以時日才可以全面起飛，但是有了這些安排，香港就有新的希望。做生意是講「預期」的，大家看到有新的前景，自然越來越多人願意考慮以香港作為搭橋的地方，進軍內地。
也因為有「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繼而有自由行，香港整個市面也興旺起來。這些配合了香港回歸後心態的改變，我們現在走與內地合作的路，是越來越闊的，這不僅是經濟方面，在社會服務、教育及基建方面，這條路也是越走越闊的。
我們除了有粵港合作，現還有「９＋２」— 泛珠三角九個省區和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有一個合作的機制。我預期去年開始的「９＋２」合作機制，再過三數年，也會像粵港合作般起飛的。
「９＋２」的九省的地理區域面積，佔全國的百分之二十一；人口，佔內地的百分之三十五；本地生產總值，則佔全國百分之四十五。所以，中央支持香港與九省發展，是劃了一個更大的腹地，讓香港發展。我們現在這方面的工作做了差不多一年，這一年裡，我們不同的部門已走訪了大約五、六個省份，除了福建、廣東是我們比較認識的，其他比較偏遠的省區，我們政府的部門也不太認識，你們個別商會可能會較為認識。
我們在「９＋２」方面定了三個方向作為工作重點。第一，要打通基建經脈，所以我們現在很積極進行港珠澳大橋的規劃；香港和廣州要有一條高速鐵路，旨在做到少於一個小時內，就能到達廣州。但這些基建不會停在廣州，不會停在珠海，我們要北上至所有不同的省份，港珠澳大橋要幫我們吸納珠江西面所有省份來的人流、貨流，使香港的機場及集裝箱碼頭繼續是在南中國首屈一指的中心。這些要成事並不簡單，因為內地每一個省市都在發展這些基建，香港怎樣可繼續超前，便要靠在座各位，各行各業，大家繼續跑多幾步，而我們政府就負責打通基建的經脈。
第二方面，內地政企分家，所有省市都有窗口公司，越來越多國企已脫離政府。民企發展也一日千里，這對香港很重要。我們須多邀請這些公司來香港上市集資，帶動香港繼續作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這不單為香港創造就業，也有助香港的金融市場在世界的角色越來越吃重。
第三方面，現在有ＣＥＰＡ，長遠而言，除了在大城市譬如上海、北京、廣州等，港人設立會計師的辦公室、律師的辦事處，我們更要想得遠一點，如何在一些較偏遠的省市建立聯繫。但是做專業要講求人脈關係，不可以急於求成。如果你在大城市已經建立了橋頭堡的話，在一些較小的城市就會有機會。
基本上，自國家於一九七八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至今二十七年，已經有這麼大的成就。香港有資金、人才，現在國家向全世界開放，不論在座各位從事哪一個行業，我們都要盡早進軍內地，擴闊市場。如果現在不在各地域上「插上旗幟」，將來內地和其他外國公司行動得快的話，我們便沒有機會「插上旗幟」了。
作為政府，我們可以做足政策方面的工作，可以就自由貿易作出安排和訂立協議，但如何攻佔這些市場便有賴在座各位。發展空間是廣闊的，有很多機會，前途基本上是無限的，我對香港完全有信心，對在座各位也有充分的信心。
另一方面，我想跟各位談談台灣。我們開始與內地談「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時候，曾預期除了香港和澳門，有一天台灣也可以有類似的安排。
所以自從二○○二年開始，政制事務局接管處理香港與台灣之間的事務後，我經常說，如台灣和內地關係拉近，可以有一日推動「三通」，這對香港、對國家、對兩岸四地是完全有利的。
有很多人擔心，如果有朝一日實行「三通」，香港是否會少了飛機接載台灣同胞來港？是否會少了貨運經香港轉往內地及由內地經香港轉運往台灣呢？我覺得這些並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如果兩地可以復合，兩岸四地整個大的經濟體系不斷膨脹，這個「餅」是那麼大，只要香港可以保持市場佔有率，這只會令香港愈來愈發達。
所以我一直沒有放棄，每次見到台灣來的朋友，我都向他們說，我明白你們為何對統一有憂慮，香港在八十年代都有憂慮，所以才會出現數次的移民潮，移民到加拿大、澳洲。但到有了安排，有《基本法》，香港人看到九七臨近，沒有發生什麼問題，路是行得通的，便出現回流潮。
在過去三年，我經常鼓勵台灣的朋友說，你們要盡早跟北京談復合，否則有朝一日，內地的經濟發展再突飛猛進的話，台灣還有什麼本錢要求條件呢？當然，對全國人民來說，國家能夠統一是一件大事，並不是經濟財政上的討價還價。但總的來說愈早開始跟北京談是對台灣比較有利的。香港都經歷了這過程，談好了將來的安排，政治上沒有不明朗因數，其實是最好的。當大家都知道將來是如何安排的話，就有信心作出投資，社會可向前發展。
另一方面的一個考慮是，台灣政界、社會很注重可否在國際上有所參與。我們香港完全可以。我們可以成為世貿成員，可以參與亞太經濟合作、國際海事組織、亞洲發展銀行。所以台灣一日不想談，一日在國際層面的參與難有突破。
過去兩個月，大家看到連戰和宋楚瑜國親兩黨到內地訪問，扭轉了六十年分隔的局面。歷史的潮流已經很清楚。中國在國際的地位不斷提升，在國際政治舞台，國家的影響力愈來愈強。中國人民全心全意推動國家的發展和經濟的開放。我有朋友跟我說：「國家這麼好，香港壞不了」。同樣，如果台灣的同胞看得透這個局，他們早一點承接着國親兩黨的訪問來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是完全有機會可以看到國家統一的。到其時，我們才真正為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為香港鼓掌。
所以，話說回來，香港現在走的路，前無古人；我們現在處理的問題，包括選舉制度的問題，香港的民主步伐有多快，現在沒有全面的答案，但是我有一個信念，如果「一國兩制」這個概念，世界上有一群人懂得使用一些創新的方法去解決和實施，這非香港人莫屬，因為我們懂得變通，而且我們很實際。過去二十多年的經驗已經證明我們可以走這條路。但是如果要這條路愈行愈闊，為香港創新一個有希望的未來，大家要膽大心細，並且要明白這並不僅是香港的事，也是中央的事，是整個國家民族的事。要有商有量，才會做得到、做得成功。所以，我們需要明白一個基本的道理，北京對香港已經很好，可以提供給我們的都提供了。政治上、憲制上的安排，《基本法》已經列明，也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經濟上例如ＣＥＰＡ、自由行等等的政策亦為香港安排好。夫復何求？
今時今日，我認為大家要自己「耳目一新」，努力處理好香港，努力為國家想想國家民族的問題。如果我們在香港大家齊心一點，處理好香港的事，我相信台灣的同胞，慢慢會發覺，早一點開始復合的過程，對他們以及對所有中國人都是有利的。我鼓勵大家，在扶輪社、在各行各業、各自的崗位上，繼續為香港，為我們的祖國努力。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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