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事務局局長出席扶輪八社聯合例會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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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九月四日出席扶輪八社聯合例會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我很多謝Sam (王振聲先生)，多謝總監(黃少開先生)、各位扶輪社的社友，邀請我今晚和大家聚一聚。我記得去年差不多這個時候，也有機會與八個扶輪社的社友交流。去年是跟大家談香港的經濟發展前景，大家在各行各業和不同的專業，有哪些方面要關心。今日我想將整體講話的調子調較一下。我想跟大家談談香港的經濟轉型和政治前景。
我有三個訊息與大家分享：
第一，香港的經濟轉型需要持續，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努力。
第二，政府會繼續發展一個政治委任局長、副局長(和局長助理)的制度，大家需要關心，有些朋友需要參與。
第三，香港會落實普選，這發展會影響在座各位切身的利益，必須關注。
我先談談經濟轉型的問題。在座各位來自商界或從事不同的專業。大家都知道，自從國家搞四個現代化，香港有新的發展空間。過去二十多年，香港絕大部分的工廠都遷移到珠三角，時至今日，單是在珠三角，我們的八萬間工廠和公司，所聘請的人數已經有一千一百萬。一千一百萬，相當於香港勞動人口的三倍，香港的勞動人口大約有三百五十萬，那即是有四倍的人為香港賺錢。所以在過去二十多年，雖然香港經濟曾經大起大落，香港依然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發達、最蓬勃的經濟體系。現時我們的服務業在本地生產總值(GDP)中已佔百分之九十。
世界上很少有地方的經濟由一個高度生產製造業的基礎，可以轉變得這樣快和順利，變成以服務行業為主調。香港確實是一塊福地，得天獨厚。因為有國家的改革開放，有四個現代化，剛巧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的地皮和工資昂貴，香港的製造業已經發展到一個極限，我們需要有新的突破。
到了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香港的服務業已達到在GDP中佔了百分之九十，開始「平頂」時，我們就有新的機遇。
新的機遇從何而來？因為國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而我們在《基本法》之下，香港可以繼續保留WTO成員的身份，讓我們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可以與中央簽訂一項自由貿易協議，即大家熟悉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時至今日CEPA的成效到底有多大呢？過去兩、三年，我們的貨品可以零關稅進入內地市場，單是關稅我們就省下超過五十億元，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但總算是一個開始。而服務行業的公司及專業人士準備到內地經營，向工業貿易署申請牌照作為服務提供者，辦理服務行業的提供者的證明書，有關的申請現有千多宗，我們已批出九百多宗，數目也是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總算是一個開始。
二○○三年年中，溫家寶總理訪問香港的時候，中央與香港簽訂了CEPA。我認為，這協議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效果是改變了國際社會對香港經濟前景的判斷，因為香港是第一個與內地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經濟體系，全世界都會對我們刮目相看，認為香港新的前景是其他亞洲區內經濟體系所沒有的，所以我們要珍惜這個機會。
香港祇有七百萬人，其實是一個很細小的市場，有CEPA我們就有機會，不論大家是當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經營旅行社或是酒店服務的，都有機會在內地拓展市場，理論上內地是一個有十三億人的市場。十三億人的市場，比起七百萬人的市場大很多倍！
不過，我們自己也要實際。香港的製造業遷移至珠三角後，可以有三倍的勞動人口幫助我們工作，但服務業我相信會難一些。在座很多位在香港都是從事服務行業、做專業的。服務行業講求人脈關係、社會上的網絡。我們在內地的城市、省市，不是「地頭蟲」，沒有那麼容易「開到擋」，但總要有個開始。我們要利用現時CEPA給予我們的一段時間捷足先登，要比歐美各國走得快，香港律師行、會計師行及其他專業和服務行業，要抓緊這個機遇。
在過去兩、三年，我們已經做了很多跟進的工作。例如建築師方面，我們與內地有一個互認協議(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結構工程師方面，也有一個互認協議；會計師方面，大家考專業試有些科目可以豁免。這些安排的每一步，我們都盡量做得細緻。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實際，就算有了這些自由貿易協議的框架，在各行業中，我們可以做的事宜，也不一定會前程似錦。其實做任何行業也好，都需要努力做下去，才可以為自己的公司、同事、家人開創多些商機。大家過去數十年已經為香港建立了很好的基礎，時至今日，趁在內地仍然有新的發展空間，我們便要去開拓這些市場，要佔一些「小山頭」。如果不趁自己現在有資金、管理和專業方面比較超前的這個優勢，就去建立這些據點，將來便更加困難。
特區政府知道內地幅員廣闊，要找個地方去做並不容易。珠三角、北京、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區，大家都比較熟悉。但是過去一年，我聽到在座有朋友投資礦產，也有做地產的去了遠一些的地方，到重慶市投資地產，前往絲綢之路投資酒店。
作為特區政府，最重要是與中央、省、市幾個層面的政府做好有關的政策安排，讓大家可以有一個環境去探索商機。每一筆的投資，如何經營新的生意，始終都要看大家。
因為幅員廣闊，我們與內地做這些經濟合作都要比較謹慎。所以現在先做粵港合作，繼而推廣至泛珠三角，即珠江流域九個省、香港和澳門，我們稱為「9+2」的合作。北京和上海我們也有據點，我們設有經濟貿易辦事處，我們都有做合作。但說回服務行業和專業，下一步我們再多做一些自由貿易的安排，可能會例如在廣東省多設一些試點，繼而推廣到內地其他省份。
所以大家要繼續關心，因為要在香港養活七百萬人並不容易。現在我們發展服務行業已經佔了GDP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經接近極限，我們要繼續掌握目前所有，但也不需要擔心，只要我們努力，香港人都是能幹的，一定可以繼續保持香港的優勢，作為國際航運、貿易、旅遊和金融中心。特別是金融，我認為我們依然有足夠條件繼續做下去。但是世界越行越快，我們不可以墮後，每一日都要分秒必爭。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提一提的是，特區政府在七月底發表了一份諮詢文件。該份文件指出，現時我們有十四位司長、局長，他們是任期五年一任的政治委任主要官員。這制度由二○○二年開始實行，主要官員要面對公眾，要輔助行政長官，支持他的施政，向香港社會問責，承擔我們作為主要官員的責任。
我們發覺，一個只有十四位主要官員的內閣，其實是很小的，全世界也沒有這麼細的政治班子。所以我們參考過例如加拿大、英國等地，在這些國家，他們也有兩、三層的政治委任的部長，可以在議會內代表政府發言。
所以我們現在建議，除了十四位司長、局長外，再增設一層副局長的職位，也加開第三層的局長助理。副局長可以在立法會內代表特區政府回答提問，處理立法、政策事宜。局長助理則可以多跟社會上不同的團體聯絡，例如扶輪社，以掌握社會上的脈搏，使我們在釐訂政策時可以更全面。
我們拋出這個方案，其實是有些長遠的考慮。因為香港的選舉制度會越來越開放，任何人擔任行政長官，不論是由直選或是間選產生，作為政治領導人，只會越來越有需要和有必要向社會、市民負責。選舉時所提出的政綱，向市民所作出的承諾，都要兌現。如果要兌現選舉時所作出的承諾，就一定要有一個班子。
大家擔任公司的總裁，要有一個班子才可以向董事會及股東負責。同樣地，作為行政長官，也需要有一個班子協助他落實競選的承諾和政綱。香港行這條路，只會越行越遠，所以我們要在現階段，先做好一個有兩、三層的架構，以便將來選出的行政長官，不論是由直選或間選選出，也可以有一個班子去協助他/她。
我們在二○○二年建立政治委任的制度，同時我們也建立了一個常任秘書長的制度。每個政策局在局長以下，也有最高層的公務員，他們是常任秘書長、副秘書長、首席助理秘書長。這些官員會永遠存在，可以服務香港市民。政治領導層中，行政長官和司長、局長及他們將來的副手，五年一任可以轉換；而常任秘書長及他們的同事則不會轉換，這樣我們便可以魚與熊掌兼得。
行政長官選出以後，便可提名和委任一個政治班子。香港需要一個長遠可持續下去的行政體制，有了常任秘書長這個制度，便可永遠持續下去。
有些人會問，我們做這個些政治委任的制度，是否為友好政黨度身訂造，分享政權。照我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同的政黨也不會有太多人才供政府委任，因為他們會派出大部份的人才，在○七年的區議會選舉和○八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競逐。
我們的態度是開放的。我們認為如果要組織一個好的政治班子，有政府背景的公務員同事、政黨的人士、商界、專業界別的朋友、在大學當教授的、以及任職新聞界的，這些人士都可以加入政治班子。
香港現有的情況是，在立法會之內沒有一個政黨可以獨大，沒有一個政黨可以佔超過一半的議席，因為我們有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在直選中大、小的黨派都可以佔有席位，功能組別亦選出很多獨立的候選人。
既然香港不同的行業都可以在香港社會有「話事權」，我們要組織政治班子時，也同樣要反映這些不同行業和架構所擁有的「話事權」，這樣的政治班子才可以比較全面反映出香港社會的現況。
第三個訊息是：普選有一天會落實的。這個問題在香港社會起碼說了二十年，自從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在一九八五年立法局開始搞選舉，都有討論。
去年我們提出○七/○八年的政改方案，反對派作出了兩個錯誤判斷：第一，他們不支持將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會及加多一些立法會議席位的方案，扼殺了第二、第三梯隊黨員「上位」的機會。本來我們提出增加十個立法會議席，讓大家在○八年競逐的。
第二方面，如果可以落實○七/○八的方案，我們便更有基礎與中央探討落實最終達至普選目標的方向。
雖然錯失了這個機會，特區政府不會光坐着不做事，所以我們推動策略發展委員會的工作。我們七月已經開始討論普選特首的模式，九月會討論立法會普選的模式。有幾個問題現時開始研究，是關乎大家的切身利益的。
選舉委員會有八百個選舉委員、三十八個界別分組。在座哪位是總商會、廠商會之類的公司成員？又或是專業界別，當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之類的？請舉一舉手。既然大部份都是，將來這就關乎大家的切身利益了。如果我們把選舉委員會，改變成一個提名委員會，到底提名委員會有八百人、一千六百人或是幾千人？這關乎大家切身的利益，也關乎行業的利益。
亦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提名委員會讓六十位立法會議員去做，因為立法會已有足夠的代表性。
無論是六十人的提名委員會抑或是增至五千人的提名委員會，現時都有人建議。未來幾年，這件事要有很充分的討論，要有一個「定奪」的，所以大家要關心。
九月我們開始討論立法會的組成，其中一個最關鍵的議題是三十個功能組別的議席怎樣「變身」。
有人說，不如設一個上議院，將功能組別放進去；有人說，不如由功能組別提名候選人，讓市民一人一票去選；也有人說將三十個功能組別取消，全部轉為地區直選。
要解決這問題是一個挑戰，並不容易，特別是要功能界別的議員表決，取消自己代表的界別。
如果與功能界別的議員和團體沒有建立共識，這是難以成事的，因為六十位議員中，起碼要有四十票支持才可以成事。怎樣計算也好，地區的議員和功能界別的議員都要合作，才可以推動政制發展向前。
不過，普選的最終目標在《基本法》內已有規定了，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有決心去落實的。我們在二○○七年會將策略發展委員會的討論作總結，在香港發一份報告，並向北京提交。
這份報告會成為二○○七至二○一二年之間，第三任行政長官處理政制發展議題的基礎。所以我要強調這個信息：政制發展這個議題，如何落實普選，大家都要關心，因為這關乎不同行業和階層的利益；需要大家積極參與，我們才可以辦得成。
最後作一個總結。我所談到的三個信息，互相之間有沒有連貫呢？答案是一定有。香港如何搞好選舉制度，如何搞好主要官員及副手的委任制度，均會影響不同行業和香港整體經濟的前景；甚麼人出任行政長官、政治委任的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都起關鍵性的影響。
香港得天獨厚，我們已經承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香港五十多年的發展。九七回歸之後，雖然有金融風暴，我們憑以往積累了的實力，帶領香港渡過金融風暴、過了SARS。現時有了CEPA、自由行，香港的經濟復蘇了，但路怎樣行下去，很視乎從政的領袖與商界、專業界的人士。
所以政治和經濟，說到底，是很有連帶關係的。世事無絕對，香港過去數十年，已經是得天獨厚，有很優厚的條件讓我們發展，所以未來幾年仍有機遇，落實CEPA，在內地多些發展市場；香港內部可以多探討如何落實普選的模式，如何開創更多參政空間。
在座各位個人和各行業的代表，你們在扶輪社都要關心，因為香港多年來的成功，真的要齊心協力，方可達至。今日和大家分享這三個信息，希望繼續得到大家的關心與支持。多謝大家。
完
二○○六年九月四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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