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制事务局局长新界扶轮社晚宴的致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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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於六月九日晚上出席新界扶轮社晚宴的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
Ａｎｄｒｅｗ、Ｈａｙｗｏｏｄ、各位社长、Ｆｒａｎｃｉｓ： 首先多谢大家在一个如此盛大的聚会，邀请我来向大家谈一谈。 我在政制事务局的职责有好几方面，大家比较多点听到和接触到的，是我们处理选举的事宜，○七/○八年会有什么选举制度？现正选新的特首等问题。但今晚我选择与大家谈谈的是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所接触到的新机遇，以及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启示。因为政制方面大家已经听了很多，尤其是早约三个星期前，Ｈａｙｗｏｏｄ才邀请我到新界总商会，向新界的朋友谈过，而在座也有部分朋友在早几个星期前听我讲过这番说话，所以，我选择向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讯息。 我看到在座各位在各行各业，过去七、八年为香港做了很多事。香港经过了经济低迷的日子，你们紧守岗位，为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专业，很努力斗，將香港带出了谷底。所以，我希望与大家讲这个讯息，能有一些共鸣，但是我只从政策及政府层面去讲，因为我不懂做生意，只有你们才懂。 我处理香港过渡的问题，已经是十多二十年的事。从一九八四年香港前途的问题，经过中英谈判，订下联合声明开始，当年我在英国伦敦的办事处，已经处理这套问题，向英国国会议员介绍香港回归，將会有一套什么的安排。我们很努力由八四至九七年间，安排好香港的顺利过渡，也安排好香港所有的制度予以保留，维持香港的生活方式及香港的原有制度不变。 在八四至九七年间，以至九七年香港回归后，我经常需要须与外国人，尤其是从外国来的政要、使节和新闻界朋友们辩论，为何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是行得通的。外国的朋友经常问：「有没有足够的民主政制？」「香港的自由是否受到保障？」这些都是没有基础的担忧。我间中听到他们说香港可能成为 "ｊｕｓ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不外乎是另一个中国城市」)，即失去香港的独特地位，我心里会很不服气，因为他们这种论调已经讲了超过二十年自从戴卓尔夫人一九八二年到人民大会堂，他们这类「狼来了」的说法，呼喊了二十三年。都不实现。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是行得通的，因为我们有《基本法》维繫我们的制度，有各行各业的人士如你们一样，为香港而努力、爭取了新的发展空间。 踏入正题，为何香港回归后有新的发展空间？在九七年从外国来香港成立地区总部及地区办事处的公司，大约有二千五百间，至二○○四年有三千六百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这些公司是以真金白银来香港做生意的，如果香港只是「不外乎是另一个中国城市」，如果香港的法治没有足够的保障，如果香港做生意和投资环境退步了，他们也不会再来，你们外国的朋友也不会不断在香港有新的投资。 我们看看香港与內地的关係，自回归后是不断增长的。一九九八至二○○四年，我们与內地的双边贸易，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六。回归后虽然有亚洲金融风暴，但依然有这样的成绩，其实已很不错。 大家从其他跡象和情况也可以清楚看见。约两年前香港楼市开始復苏。有很多朋友对我说，山顶的楼宇，许多是在內地开工厂，赚了丰厚利润的朋友买的，纵使今天豪宅楼价有较大的升幅，他们依然有能力购买。这说明一个道理，香港回归后，不仅香港內部不同范畴的政策和制度得以维繫，而港人在內地，有更广阔的空间去发展。这个广阔的空间令香港渡过亚洲金融风暴，经济从谷底攀升。香港回归不仅是中央恢復行使主权，不仅是落实了《基本法》，而你们商界、专业界，我们政府，与內地的关係变得越来越紧密。 回归前，政府內部有一种思维，就是要牢牢守住「一国两制」，要做到「泼水不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在回归前为落实《基本法》做准备，为维繫制度设立防火墙，在某程度上是可以的。但九七后，由於宪制上我们已经回归，亦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整体而言，香港必须与內地越来越融合才行。 所以，过去七年多，我们在政府不同政策局和个別部门工作的，也有很多思维上新的突破及调节。九七年前，深圳河以北的规划，我们不太关心；九七年后，我们做了几年的粤港合作工作，已由一般的理念达至落实，在罗湖、落马州、皇岗这些口岸，如何搭桥、建铁路，大家相互之间的配合及合作，是非常着实的。也因为我们过去做了几年的准备工夫，自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和朱鎔基总理，及现在新一代的领导人谈香港与內地要有更紧密经贸关係的安排， "ＣＥＰＡ" （「更紧密经贸关係安排」）一经签订后，香港的气氛便已完全不同。 我们与內地可以达成自由贸易的安排，其实也是拜「一国两制」所赐。因为香港可以在《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及安排下，继续保留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身份。自国家进入世贸后，我们双方可利用世贸成员的身份，签订这些自由贸易的协议。凭着这些协议，不单祇香港產品可以免关税入內地，香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也可与內地对口的专业人士合伙，设立公司。 虽然这些自由贸易安排，要假以时日才可以全面起飞，但是有了这些安排，香港就有新的希望。做生意是讲「预期」的，大家看到有新的前景，自然越来越多人愿意考虑以香港作为搭桥的地方，进军內地。 也因为有「更紧密经贸关係安排」，继而有自由行，香港整个市面也兴旺起来。这些配合了香港回归后心態的改变，我们现在走与內地合作的路，是越来越阔的，这不仅是经济方面，在社会服务、教育及基建方面，这条路也是越走越阔的。 我们除了有粤港合作，现还有「９＋２」— 泛珠三角九个省区和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別行政区，有一个合作的机制。我预期去年开始的「９＋２」合作机制，再过三数年，也会像粤港合作般起飞的。 「９＋２」的九省的地理区域面积，佔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一；人口，佔內地的百分之三十五；本地生產总值，则佔全国百分之四十五。所以，中央支持香港与九省发展，是划了一个更大的腹地，让香港发展。我们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了差不多一年，这一年里，我们不同的部门已走访了大约五、六个省份，除了福建、广东是我们比较认识的，其他比较偏远的省区，我们政府的部门也不太认识，你们个別商会可能会较为认识。 我们在「９＋２」方面定了三个方向作为工作重点。第一，要打通基建经脉，所以我们现在很积极进行港珠澳大桥的规划；香港和广州要有一条高速铁路，旨在做到少於一个小时內，就能到达广州。但这些基建不会停在广州，不会停在珠海，我们要北上至所有不同的省份，港珠澳大桥要帮我们吸纳珠江西面所有省份来的人流、货流，使香港的机场及集装箱码头继续是在南中国首屈一指的中心。这些要成事並不简单，因为內地每一个省市都在发展这些基建，香港怎样可继续超前，便要靠在座各位，各行各业，大家继续跑多几步，而我们政府就负责打通基建的经脉。 第二方面，內地政企分家，所有省市都有窗口公司，越来越多国企已脱离政府。民企发展也一日千里，这对香港很重要。我们须多邀请这些公司来香港上市集资，带动香港继续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不单为香港创造就业，也有助香港的金融市场在世界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第三方面，现在有ＣＥＰＡ，长远而言，除了在大城市譬如上海、北京、广州等，港人设立会计师的办公室、律师的办事处，我们更要想得远一点，如何在一些较偏远的省市建立联繫。但是做专业要讲求人脉关係，不可以急於求成。如果你在大城市已经建立了桥头堡的话，在一些较小的城市就会有机会。 基本上，自国家於一九七八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二十七年，已经有这么大的成就。香港有资金、人才，现在国家向全世界开放，不论在座各位从事哪一个行业，我们都要尽早进军內地，扩阔市场。如果现在不在各地域上「插上旗帜」，將来內地和其他外国公司行动得快的话，我们便没有机会「插上旗帜」了。 作为政府，我们可以做足政策方面的工作，可以就自由贸易作出安排和订立协议，但如何攻佔这些市场便有赖在座各位。发展空间是广阔的，有很多机会，前途基本上是无限的，我对香港完全有信心，对在座各位也有充分的信心。 另一方面，我想跟各位谈谈台湾。我们开始与內地谈「更紧密经贸关係安排」的时候，曾预期除了香港和澳门，有一天台湾也可以有类似的安排。 所以自从二○○二年开始，政制事务局接管处理香港与台湾之间的事务后，我经常说，如台湾和內地关係拉近，可以有一日推动「三通」，这对香港、对国家、对两岸四地是完全有利的。 有很多人担心，如果有朝一日实行「三通」，香港是否会少了飞机接载台湾同胞来港？是否会少了货运经香港转往內地及由內地经香港转运往台湾呢？我觉得这些並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如果两地可以復合，两岸四地整个大的经济体系不断膨胀，这个「饼」是那么大，只要香港可以保持市场佔有率，这只会令香港愈来愈发达。 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每次见到台湾来的朋友，我都向他们说，我明白你们为何对统一有忧虑，香港在八十年代都有忧虑，所以才会出现数次的移民潮，移民到加拿大、澳洲。但到有了安排，有《基本法》，香港人看到九七临近，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路是行得通的，便出现回流潮。 在过去三年，我经常鼓励台湾的朋友说，你们要尽早跟北京谈復合，否则有朝一日，內地的经济发展再突飞猛进的话，台湾还有什么本钱要求条件呢？当然，对全国人民来说，国家能够统一是一件大事，並不是经济財政上的討价还价。但总的来说愈早开始跟北京谈是对台湾比较有利的。香港都经歷了这过程，谈好了將来的安排，政治上没有不明朗因数，其实是最好的。当大家都知道將来是如何安排的话，就有信心作出投资，社会可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的一个考虑是，台湾政界、社会很注重可否在国际上有所参与。我们香港完全可以。我们可以成为世贸成员，可以参与亚太经济合作、国际海事组织、亚洲发展银行。所以台湾一日不想谈，一日在国际层面的参与难有突破。 过去两个月，大家看到连战和宋楚瑜国亲两党到內地访问，扭转了六十年分隔的局面。歷史的潮流已经很清楚。中国在国际的地位不断提升，在国际政治舞台，国家的影响力愈来愈强。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经济的开放。我有朋友跟我说：「国家这么好，香港坏不了」。同样，如果台湾的同胞看得透这个局，他们早一点承接着国亲两党的访问来解决歷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是完全有机会可以看到国家统一的。到其时，我们才真正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为香港鼓掌。 所以，话说回来，香港现在走的路，前无古人；我们现在处理的问题，包括选举制度的问题，香港的民主步伐有多快，现在没有全面的答案，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如果「一国两制」这个概念，世界上有一群人懂得使用一些创新的方法去解决和实施，这非香港人莫属，因为我们懂得变通，而且我们很实际。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我们可以走这条路。但是如果要这条路愈行愈阔，为香港创新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大家要胆大心细，並且要明白这並不仅是香港的事，也是中央的事，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事。要有商有量，才会做得到、做得成功。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北京对香港已经很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都提供了。政治上、宪制上的安排，《基本法》已经列明，也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经济上例如ＣＥＰＡ、自由行等等的政策亦为香港安排好。夫復何求？ 今时今日，我认为大家要自己「耳目一新」，努力处理好香港，努力为国家想想国家民族的问题。如果我们在香港大家齐心一点，处理好香港的事，我相信台湾的同胞，慢慢会发觉，早一点开始復合的过程，对他们以及对所有中国人都是有利的。我鼓励大家，在扶轮社、在各行各业、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为香港，为我们的祖国努力。多谢大家。 |